唐以前的蔗糖是粗加工，质量差，容易变质，加之交通不便，甘蔗和糖品存储运输困难，制糖以地区自给性消费为主，糖业的经济价值没有体现出来。在唐以前的文献中，很少发现甘蔗糖其制品出售。即使是固体石蜜，也容易回潮变坏，文献中多是作为地方稀有物的贡品。《新唐书·地理志·成都府·蜀郡》卷四二记载：“土贡锦、单丝罗、高杼布、麻、蔗糖、梅煎生春酒”。根据《新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等典籍记载，有28个州郡按各地生产情况，进贡蜜、糖蜜制品、刺蜜、甘蔗和蔗糖。其中，温州、绵州贡甘蔗，成都、梓州贡蔗糖。全国能产甘蔗和蔗糖的地方不止这4处，这可能是全国最好的。可是只有2个地方贡甘蔗，2个地方贡蔗糖，以此推断唐代宫廷食用甘蔗和蔗糖的比重并不大，仍以蜜和石蜜为主。《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草木典》卷一一三甘蔗部·甘蔗部杂录：“郭汾阳在汾上，代宗赐甘蔗二十条”。《全唐文》卷四百十八常裒《谢赐甘蔗芋等状》：“今月某日，乔某至，奉宜恩命，赐苑中所种甘蔗及芋等。其形丰，其味甘，曲被生成之恩，宛同吴蜀之物”。可见甘蔗在唐代还是比较稀缺贵重的，蔗糖市场不大。至于民间，蔗糖更是高消费了。可能正因为如此，我们能找到的糖价的资料就有限。唐李延寿《南史·列传六十傅琰传》卷七十载：“复以琰为山阴令。卖针卖糖老姥争团丝，来诣琰，琰不辨核了，缚团丝于柱鞭之，密视有铁屑，乃罚卖糖者”。傅琰为山阴县令，曾处理过卖糖与卖针老妪之间的纠纷，因为团丝中有铁屑，推测属于卖针的老妪。这一记载说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专门卖糖人，糖已经成为商品在市场出售。只是我们不能判定卖的是饴糖还是蔗糖。唐代经济文化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甘蔗种植在长江以南均有分布，但是史料中涉及制糖主要在西南和江东，“蜀地、西戎、江东并有之，甘蔗汁煎成”，糖业生产规模有所扩大，甘蔗、蔗糖除满足产地消费需求外，还在市场上流通。唐末陆龟蒙的长诗《江南秋怀寄华阴山人》有“野馈夸菰饭，江商贾蔗饧”句，说明蔗糖已在南北流通。苏颂《图经本草》载：“荻蔗但堪啖，或云亦可煎稀糖，商人贩货至都下者，荻蔗多而竹蔗少也”[1]。商人把甘蔗从江南贩运至开封，可以生啖的荻蔗居多。北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谈谑》[2]卷十：“小商，自称姓赵名氏，负以瓦瓿，卖沙糖。道逢故人，喜而拜之。伸足误踏瓿倒，糠流于地，小商弹指叹息曰：‘甜采你即溜也，怎奈何’，左右皆笑。俚语以王姓为‘甜采’”。一个卖沙糖的姓赵小商贩，不小心将装沙糖的罐子踢翻，糖流于地，无奈开了个玩笑。虽是小品表演，却能反映社会现实。小贩卖的可能是液态糖，能“流于地”。唐冯贽《云仙杂记·二仪饼》卷六：“开元中，长安物价大减。两市卖二仪饼，一钱数对”。日本学者池田温《中国古代籍账研究》有一段文字：“唐天宝二年，交河郡市估案，交河郡都督府之印301，沙糖一两，上直钱拾贰文，次拾文，下玖文”（季羡林《蔗糖史》第817页）。唐代西州交河郡(今新疆吐鲁番鄯善县)蔗糖按照品级差异售价9～12文不等。交河地区比较特殊，这里的自然环境不适宜种植甘蔗，沙糖究竟是自产的或者外来的，仍待考究，不能代表唐代蔗糖售价的整体水平。唐李匡义《资暇集》[3]“李环饧”条说：“苏乳煎之轻饧，咸云十年来始有，出河中。余实知其由，此武臣李环家之法也。余弱冠前，步月洛阳之绥福里，方见夜作。问之，云：‘乳饧（糖）。’时新开是肆，每斤六十文。明日市得而归。不三数日，满洛阳盛传矣。开成初（836年），余从叔（李）听之镇河中（蒲州），自洛阳招致饧者居于蒲，蒲土因有是饧”。他说这种饧是加“苏、乳煎之轻饧”。由宫廷传出，在洛阳市场盛传，然后又发展到中小城市盐都蒲州和军事基地乾县。还说：“奉天（乾县）亦出轻饧，然而劣于蒲者，不尽其妙焉”。据《新唐书·食货志四》：“（文宗大和）八年（834年）天下岁铸钱不及十万缗，文宗病帛轻钱重，诏方镇以钱、谷交易”。当时正是物贱钱贵、钱值钱的时候，每斤乳饧售价60文，不是达官贵人和盐商，吃不起。普通人能吃到一点饴糖，如泽州饧、马鞍饧、荆饧或大扁饧，已相当不易。
[1]引自宋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政类备用本草·果部》卷二十三
[2]《渑水燕谈录》十卷，北宋王辟之撰，属于笔记文中的史料笔记，所记大半是当时士大夫的谈议，涉及北宋开国到宋哲宗绍圣年间140余年的杂事，是一部有史料参考价值的书。多系作者耳闻目睹，其史料价值为人们公认
[3]《资暇集》，又作《资暇录》，三卷，唐代考据辨证类笔记，李匡文撰，旧本题李济翁。上卷多纠正俗说之谬，中篇谈原，下卷多谈物品，都有益于考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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