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涪江流域本是唐宋时代主要产糖基地之一，《四川省志·轻工业志》记载，南宋时期遂宁一带已有糖坊300多个。到明清时期，四川的制糖情况，很少见有文字记载。

宋元之际双方数十万大军争战数十年，州县俱废，农田成为战场，地荒民散，农民流离或死亡，难有蔗糖生产。元军占领四川后，由于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掠夺，蔗糖紧张的问题得不到解决。直到明代中后期才又发展起来，《天工开物》中有“今蜀中盛种”之说。但好景不长，明末清初又一次浩劫，战乱数十年，内江“人相食，百里无烟”。致使以种蔗制糖、早在历史上名冠全国的遂宁郡，糖业一蹶不振。明天启年间成书的《成都府志·食货志·物产》，对于内江、资县等地均无甘蔗的记载。康熙25年的《内江县志·风俗》：“土产无奇物，惟出绵布”。到清代，外省移民入蜀才又得到发展。

清乾隆年间张晋生等《四川通志》卷三八物产：成都府，蔗糖，《唐志》：成都府土贡。《元和志》：蜀州土贡沙糖。保宁府，石蜜，《唐志》：巴州贡。《寰宇记》：集州产蜜。直隶潼川州，蔗霜，遂宁出，宋时入贡。唐大历中，有僧跨一白驴，至伞子山下，结茅以居。环山之民素以植蔗凝糖为业。僧白驴颇食民蔗，民苦之，诣僧。僧曰：汝知蔗之为糖，而不知蔗之为霜，其利十倍。因示以法，遂成蔗霜，色如琥珀，称奇品。直隶资州，蔗餹，《寰宇记》：资州产甘蔗。直隶绵州，蔗糖，《唐志》：绵州土贡甘蔗，梓州贡蔗餹。《寰宇记》：梓州贡沙糖。

道光《仁寿县新志·土产志》：榨蔗的品种众多，“昆仑蔗产清江水上宝珠至积福场等处。荻蔗同西蔗，合邑皆产，以安下为最盛”。食糖、冰糖、蜜饯成为对外交换的重要商品，以“甜城”名誉中外。

康熙年间，四川糖业发展很快，民国《南溪县志》记载：“滨江两岸，土宜种蔗，熬炼成糖，运销各地，父老相传，明代无有，清初粤人迁来者众，始由故乡携种来蜀，百年递衍，遂为大宗。县中富室之户，多以制糖起家”。明代时南溪没有种蔗制糖，清初广东移民带来种蔗制糖的技术。四川蔗糖业在明代毁于战乱，清初得以恢复。

咸丰《简州志》卷十二：简州“沿江之民植蔗作糖，州人多以此致富”，所产的糖“其名甚多，《糖霜谱》不能尽纪”。明以前四川的糖业产地主要集中于涪江流域，宋元时以遂宁、绵阳沿涪江流域的县属为多，至康熙后，则以沱江流域为盛，以内江为中心，沱江流域的简阳、资阳、资中、富顺、泸县，至长江上游的宜宾、南溪均为四川重要的产糖地，居民多以种蔗为生。道光25年刊本《内江县志·土地物产》卷一载内江居民“沿江左右，自西而东，尤以艺蔗为务，平日聚夫力作，家辄数十百人”。

据内江甘蔗试验场1938年《沱江流城蔗糖业调查报告》，康熙十年福建汀州府商人名曾达一^[1]，作货郎走贩绕道来川，到内江时发现这儿的菊花也是在农历九月里开放，与他家乡的气候略同，他家乡福建又盛产甘蔗，于是动了种甘蔗的念头。他经商数年，积蓄了一些资财，便回家乡于康熙55年接来家眷及兄弟数人，将福建蔗种带来，在内江县龙门乡梁家坝定居下来种植甘蔗，开设糖房，开工于9月菊花开时。之所以内江蔗种由福建引来，主要是内江历史上发生过甘蔗绝种。

《大糖房》作者谢自生是谢家糖坊的后代，谢家糖房是曾家糖坊之外，最先开始制糖的作坊。谢自生说：“因为蔗农种植的甘蔗多，曾家糖坊收购不完，曾达一便将制糖手艺传授给了他的结拜兄弟谢之灏，也就是我的祖先”。曾家糖坊原本有“传媳不传女”的规定，后来制糖的人多了，个别老幺（即糖工）偷学了手艺，秘方也逐渐传出去了。鼎盛时期，内江共有三千多个糖坊漏棚，蔗农糖工几万人。沱江流域有“三里一糖坊，五里一漏棚”的说法[2]。

四川引种甘蔗和制糖应当有多源。民国《南溪县志·食货志》卷二：南溪县“清初粤人迁来者众，乃由故乡携种来蜀，百年递衍，遂为大宗”。曾达一可能不是最早的，但可能是最成功的。内江人都知道糖房起于梁家坝，曾氏以糖房成为内江巨室。有文字记载内江经营糖房的是白马庙钟氏，《钟氏族谱》记载其始祖钟荣普于乾隆年间由广东迁蜀，后开设糖房。钟荣普祖籍福建汀州，迁广东兴宁。乾隆19年率三子入川，又经数年，在茂市居住，开设糖房。

廖小锋《续修资中廖氏族谱》说，上杭廖兴潮八岁就学贸易，十九岁即乾隆四年，经营数载，积银四百两，尽数携归奉母，自是于闽于蜀往返矣。闽粤移民主要分布在内江和南溪，两地都是清中期主要产糖县，内江更是沱江流域产糖中心。

沱江东岩，毗邻遂宁，农业生态不适于种稻，却是甘蔗生产良好地区，甘蔗又从外地重新引进，是很自然的了。品种的引进是内江蔗糖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内江甘蔗，历经沧桑，演进退化，历史上福建引进过内江芦蔗，后经福建与竹蔗杂交栽培，不断选育，使之品种较四川优良。到清末民初，四川沱江流域，蔗种有芦蔗、小立叶、红蔗等，红蔗多供食用，小立叶所煮之糖清，远不及芦蔗所煮者光亮，且种植不易，故蔗地几乎全被芦蔗所占据。每亩收获量“平均产蔗约5000～7000斤，出糖约400斤～500斤，唯资阳与淮州(金堂属)每亩地出糖量较高，约有550斤净糖”[3]。清光绪以后，广东、福建等经济和交通发达地区，受洋糖冲击，糖业生产全面衰退。四川等边远地区却因偏居一隅，加之清末禁烟的刺激，糖业却呈现发展的趋势，四川许多县的糖业从光绪年间得到较快发展，“资州、沪州一带，蔗林翳郁，沿山皆是”[4]。糖捐糖税也是从光绪年间成为产糖县的重要财政来源。民国《遂宁县导志》卷《税则·糖税》：“光绪三十四年征收局奉文征税，每斤征钱四文，民国五年改为每糖一斤征银四星，令仍遵旧章收敬”。

[1] 关于曾达一是否引蔗入川，以及曾达一入川的时间，有不同看法。可参见内江文史资料选辑第55卷《内江糖业》——张光远

[2] 《甜城故事》第124页

[3] 赵国壮《日本调查资料中清末民初的中国砂糖业——以〈中国省别全志〉及〈领事报告资料〉为中心》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1期

[4] 见鲁子健编《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下册第6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