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发祥地的黄河流域可能在商代已经开始制造饴糖，但气候不适宜甘蔗生长，秦汉以前的文献中没有关于甘蔗的记载。

甘蔗的最早记载出现在《楚辞·招魂》中，“腝鳖炮羔，有柘浆些”。可能因为楚国在南方，最早发现并利用甘蔗。

再见于典籍就是《汉书·礼乐志·郊祀歌·景星》：元鼎五年十一月辛巳朔旦，汉武帝祀于甘泉宫，令司马相如等数十人赋诗称颂，共同作了《郊祀歌》十九章，景星一章有“百末旨酒布兰生，泰尊柘浆析朝酲”句。

因为“柘”字的原义是养蚕和取黄色染料的树，也就是桑树，为免混淆，到汉代出现了“蔗”字，用以表示甘蔗。在此之后，甘蔗见于典籍渐多。

许慎《说文解字》：“藷，藷蔗也，从草，诸声，章刍切”。“蔗，藷蔗也，从草，庶声，之夜切”。

刘向《杖铭》称都蔗。

张衡《南都赋》称藷蔗。

《神异经》称柑樜。

曹丕《典论》称干蔗，曹植称都蔗。

《吴志·孙亮传》引《江表传》称甘蔗。

《齐民要术·甘蔗二一》：“《說文》曰：藷蔗也。按書傳曰，或為芋蔗，或干蔗，或邯（蔗），或甘蔗，或都蔗，所在不同”。

还有多种：蚶草、苷蔗、藉柘、于柘、竿蔗、杜蔗等等，指的都是甘蔗。音同、音近而字不同。

早期的甘蔗可能是野生的，《制糖甘蔗的生长》作者R．P．Humber说：“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大帝进攻印度，他的文牍中曾记载那里的居民生啖一种奇怪的‘芦苇’，它有像蜂蜜一样的甜汁”。可以想见野生的甘蔗小而且细。

[美]西敏司《甜与权力》也有一段描述：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的一位名叫尼奥修斯的将军，从印度河河口行船至幼发拉底河口后宣称：“一种来自印度的芦苇不需要蜜蜂就能直接带来蜂蜜，尽管它不结果实，但用它可以制作出令人陶醉的饮料”。制糖工程师历史学家诺尔·德尔（Neor Deerr）将之视为甘蔗存在的一个证明。

甘蔗的原生地问题学界争论很大，每一个研究者都有自己的理论，有根据植物学的，有根据古代典籍的，还有语言学上的证据，各有自己的说法，大致的观点有三种：一是南太平洋的新几内亚，二是在印度，三是原生地有两地，即新几内亚和印度。略举几例：

甘蔗育种家Brandes认为：新几内亚是目前世界各地栽培甘蔗的起源地，并由此再传播到世界各地。他还列出了有关的传播途径、地点等。

《制糖手册》作者Spencer和Meade在其书中说：“一般相信甘蔗最早发源于印度北部”。

Barber认为：甘蔗的原生地有两个，一是小茎的印度种，起源于印度北部。另一是热带茎种，起源于南太平洋群岛，如新几内亚。

[美]西敏司《甜与权力》认为：“甘蔗最早在远古时期的新几内亚开始人工种植。生物学家阿茨瓦格（Artschwager）和布朗德斯（Brandes）相信，甘蔗从新几内亚曾有三次向外传播的过程，其中第一次发生在公元前8000年。大约过了两千年，它传入菲律宾和印度，很可能还包括印度尼西亚（尽管有些权威认为印度尼西亚也是甘蔗的起源地之一）”。

季羡林先生在他的《蔗糖史》中，介绍了两部巨著：一部是Lippmann的《糖史》，一部是Deerr的《糖史》。二人的观点不同，前者主印度，并认为“中国的甘蔗是在公元前250年左右从印度传入的”。后者主南太平洋，甘蔗在传入印度以前，先传入东南亚，在印度延迟了多年以后才传到中国。季先生主张一元论，甘蔗的原生地只有一个，同一物种能在世界上不同地方产生，不能理解。不管是中国，是印度，还是南太平洋，原生地只能是一个。但是，离彻底解答还有很长的路。根据很多学者的观察，完全野生状态的甘蔗也不存在，在印度本地以及所谓后印度地区、在斯里南卡、在东印度群岛、在新西兰，都从来没有看到什么野生甘蔗。他认为“甘蔗”不会是一个中国固有名词，甘蔗一词另有写法多种，往往音同而字不同，同一个或两个音竟然有这样多的写法，可见这些都只能是音译，倘不是音译，就不容易解释。连“甘”字也只能是一个注音符号，与“甘甜”的“甘”无关。这种植物最初是从外国引种的，作为名贵品种，长期不见于寻常百姓家。到南北朝时，甘蔗的种植明显普遍起来，但就地域来说，也还仅限于南方。并认为唐慧琳《一切经音义》以“于蔗，之夜反，或有作甘蔗，或作竽蔗，此既西国语，随作无定体也”一语解释甘蔗为何多有异称，非常值得注意，充分说明甘蔗是外来词。

虽然观点不尽一致，但有一个共同点：不在中国，且由多种典籍称谓不同推测甘蔗一词是外来语的音译。

《齐民要术》卷十“五穀、果蓏、菜茹非中國物產者”，后面还加了一个小注：“聊以存其名目，记其怪异耳。爰及山泽草木，任食非人力所种者，悉附于此”。将甘蔗列为第二十一，似乎也认为甘蔗非中国产。但，可能还有另一种解释，北魏时“中国”含义广泛，大概是“中原”，指黄河流域而言。《四库提要辩证》谓：“注中多言中国者，盖思恊北人，故名其国为中国，以别于南朝岛夷也”。

宋应星《天工开物》也认为：“凡蔗古来中国不知造糖。唐大历间，西僧邹和尚游蜀中遂宁，始传其法。今蜀中种盛，亦自西域渐来也”。宋应星生活在明代，也可能明代四川的甘蔗品种，就是从西域引进的。

石声汉《试论我国人民最早对甘蔗与棉花的利用》一文认为：中国古藉从未有认甘蔗系野生于华土者。窃以甘蔗必产于孟加拉至交趾支那一带。并且认为：“虽则用甘蔗榨汁来制糖，是比较迟的事（大概是隋以前不久才有的）”。

也有认为中国是原产地之一的。艾博托《甘蔗》：“甘蔗原产于亚洲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特别是印度、中国和西南太平洋群岛。不过人们用什么方法、在什么时候或什么地方第一次发现甘蔗的甜汁，并确认它的食用价值，是无法考查的了”。

我国多数甘蔗种植专家和史学家认为中国也是甘蔗的原产地。

周可涌的《甘蔗栽培学》认为我国植蔗时间约自公元前766-前750年的东周时期便开始了。他在《中国蔗糖简史——兼论甘蔗起源》一文进一步论证：据P.H.Moore在1974年召开的第15届国际甘蔗技师会议上发表的论文《蔗属开花的研究Ⅱ.诱导期与叶簇里的叶片数》指出：蔗属各个种的叶簇里平均叶片数，按由多到少顺次是：热带种→商品性种间杂种→热带大茎野生种→中国种→割手密野生种。按叶片数变化范围，由小到大顺次是：中国种7～10片→割手密野生种6～10片→商品性种间杂种7～12片→热带种8～13片→热带大茎野生种7～13片。又据A.G.Alexander在那个会上发表的文章《蔗属品种的光合活动光谱》指出：蔗属光谱平均红光与绿光比是1.42，多数材料约为1.50或略低，品种H37-1933则下降到1.24。仅最老的种(中国种和割手密野生种)大于2.00。蔗种里出现光合作用最高峰在480毫微米是意料之外的。在蓝光和红光比率里，只有中国种Chunee单独出现一个明显的红光高峰。蔗属种的进化过程虽不完全清楚，但现在近乎一致的意见是由中国种→割手密野生种→印度种→热带大茎野生种→热带种。印度种和热带大茎野生种似乎是自然杂交物。热带大茎野生种比较年轻，有旺盛生长的习性，没有原始甘蔗的特征。热带种是近代进化来的。生产用的商品性种间杂种甘蔗是现在蔗糖业发展的产物。再据周可涌、梁天干、卢川北等发表于《福建农学院学报》1981年第二期上的《甘蔗叶片光合膜面积的比较研究》结果：发现叶肉细胞多环，分为峰、谷、腰，环多的含叶绿体较多。维管束鞘细胞和围绕它的叶肉细胞排列整齐紧密。光合膜面积则以商品性种间杂种的大，老的栽培种和野生种的小。以上这些研究结果，有力地否定了甘蔗起源于伊里安的推测；更有力地否定了中国种是热带种在印度东北部和当地的割手密野生种自然杂交形成的说法。中国种甘蔗是中国农民多年栽培不断选择形成的，是最古老的生产品种。

覃乃昌《“蔗”“糖”考——兼论壮侗语民族对我国蔗糖业的贡献》一文，考证了“蔗”、“糖”的源流，认为“糖”的叫法不是从印度传入，而是我国壮侗语族的语言，说明壮侗语族先民是最早种植甘蔗和制糖的民族。

李治寰先生从中国造字习惯来论证甘蔗的名称，还引用了梁家勉先生的一段话来证明，并认为这一段话很精彩：“在远古文字出现之前，甘蔗（野生）早已出现了。当人们认识了它，初未有其字，但已有其音。当时为什么要取此音名此物，当然不易深究，也不必附会；但可以设想，原来必有其用意，可能是反映它的特征，以音会意。假如联系到原始甘蔗利用情况，相信会跟‘咋’和‘咀咋’的音义有关。因为挺然簇聚的野生甘蔗，很可能早就为当地以采集为生的原始氏族群众所折取供作‘咋’、‘咀咋’用。直到甘蔗成为栽培作物以后，为期相当长的一个阶段，还依然如此。‘咋’与‘柘’、‘蔗’，‘咀’与‘诸’、‘藷’、‘都’，在古代以至现代音系，是双声，又是叠韵，音读相近，习惯上往往相通假。根据这一语源探索，甘蔗在很古以前，早就为我们祖先以谐‘咋’或‘咀咋’的音，会‘咋’或‘咀咋’的意而作为专名”。所谓柘、诸柘，都是甘蔗。这种植物名称，以前可能只有口语表音，没有文字。根据我国造字习惯，可以假借用音字来表音，作为这种植物的文字名称，于是便出现最初的“柘”字。由于柘字原为放养野蚕和取作黄色染料的一种树木名称，为了避免混淆，自公元前1世纪，再不用柘字，而改用蔗字作为它特定的文字名称。又由于有些产蔗区兄弟民族用的是复名，或改用藷蔗（诸蔗、都蔗）二字作为它特定的文字名称。再后，又出现甘蔗名称，一直沿用到现在。

李治寰强调，要搞清楚中国也是甘蔗原产地的问题，借助于历史、考古、文献等只是间接的、辅助的手段，真正的依据还是在于提出我国野生甘蔗原种，并且找到了原生蔗。我国的野生甘蔗分别出现于岭南、华东和华西，甚至华中地区。其中较著名的如“割手密（篾）”（Saccharum spontaneum L.）和“草鞋密（篾）”（Saccharumnaienga Hack.）等品种，统称为“中国种”或“中国竹蔗型种”（S.sinense Roxbemend Jesw）。科学家公认“中国型蔗种”是世界上4个蔗种之一。

季羡林先生写道：我只谈一谈所谓“中国甘蔗”（SaccharumSinense）的问题。1796年，一个东印度公司的医生，名叫JamesDuncan，来到了中国广州。他送给了Roxburgh一些甘蔗。Roxburgh也在东印度公司任职，他正在搜集资料，想写一部《印度植物志》。他在这些甘蔗中的一种上发现了许多特点，因此他为这种甘蔗命名为Saccharum Sinense。这种甘蔗种植在上印度（Upper India）。这个品种以后就默默无闻。直到1848年，Arthur Crooke才指出，在本地（Saran）有三种土生蔗，其中之一也是最优良的是“中国蔗”。他说，毫无疑问，这种蔗来自中国。

对于李治寰先生的见解，季羡林先生在他的《蔗糖史》甘蔗的原生地问题一章逐条进行了反驳。并总结道：“我的总印象或者总想法是：这个问题异常复杂，以我们目前的科学研究的水平还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距离最后的解决，还有极长极长的路程。我只想再一次着重提出我在上面曾经提出的一个看法：对于甘蔗产生多元论，我无论如何也是想不通的。我不是生物学家，没有研究过动植物原生的理论。但是，同一种植物而能同时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产生，最原始的产生，其中道理我是不能理解的。谈到甘蔗的原生地，不管是中国，是印度，是南太平洋地区，原生地只能有一个”。

达尔文《物种起源》提出，一切生物都是从一个共同的根源开始的。“同属的若干物种虽然栖息在世界上相距极远的地方，但因为都是从同一个祖先传下来的，所以它们原先一定是在同一个原产地发生的”。同一物种的一切个体，不论在何处发现，都是源于共同的祖先。每一物种最初都只在一个地方产生，其后尽它的迁移及生存能力，在过去及目前所许可的条件下，再从那个地方向外迁移。同一物种的一切个体以及同一属的或甚至较高级类群的一切物种，都是从共同的祖先传下来的。所以它们现在不论在世界上怎样遥远的和隔离的地点被发现，它们必是在连续世代的过程中从某一地点传布到其他各处。达尔文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论证传布的方法和途径。